2006年5月5-6日，Andrej Stremfelj和Rok Zalokar首登海拔7090米（7041）的Janak Chuli，东南侧柱状山体路线（1150米，VI、5.6、70°），阿尔卑斯方式。

　　地点：珠峰，8700米；
　　时间：1979年。

　　我和Nejc Zaplotnik无助地呆在从没有人攀登过的西山脊灰色台阶（Gray Step）的底部。没有人清楚再往上通向顶峰是怎样的地形。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不可能沿着上升的路线回头：因为没有足够的装备。唯一的下撤办法是切到霍恩拜茵岩沟（Hornbein Couloir），而到达霍恩拜茵岩沟的唯一途径就是向上。那年我22岁，Nejc25岁。

　　我们没有说话，默默地结组攀登。氧气呼吸面罩遮住了我们的脸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也不可能交谈：风越来越大，乌云已经将山峰上端全部笼罩。Nejc，这个平常活泼开朗的家伙，也是一脸严肃。

　　他穿着高山靴和冰爪，斜靠在页岩断层上缓慢移动，开始领攀第一段绳距。15公斤重的氧气罐把他的背包撑得鼓鼓胀账，橘红色帆布面料在黑色岩石的映衬下格外耀眼，看上去非常大而且晃来晃去。突然，他掉了下来，一声闷响摔在雪堆上，一块破碎的山石从他身旁呼啸而过。我们的锚点仅仅是一根劣质的岩钉。我看看他，又低头看了看脚下2300米处的西库姆冰斗（Western Cwm）。洛子和努子的顶峰已经完全被暴风雪笼罩，暴露在高处的恐惧油然而生。

　　Nejc一句话也没说，站了起来，脱下手套，掸掉身上的雪后又继续攀登。二米，三米，五米：他有条不紊地上升着，交替使用自由攀登和器械攀登，赤手摸索着合理的位置，路线的难度大约在5。7。我看了下手表：现在的时间接近下午三点，再过三小时就天黑了。

　　完成这段绳距花了Nejc一个小时。

　　“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太慢了？”我赶到他身边，气喘吁吁地说。尽管氧气面罩让我的声音听上去比蚊子哼还低，但我确定他感觉出了我话语中的担忧。

　　他摘下面罩，蓝眼睛坚定地看着我，说“不”，就这么一个字。我没有再多问。

　　下段绳距该我了。或许是受到了鼓舞，我冲劲十足，一会儿就登上了台阶的顶部，开始设置保护。我又看了看手表，突然意识到先前我把时针和分针给弄混了，现在才一点半。

　　Nejc借助上升器爬到我身边。我伸出手给他看了看表，他简直高兴坏了。我们已经完成了路线上的难点；今天应该可以登顶，珠峰西山脊是我们的了。

　　我一直都觉得自己非常幸运，在练习攀登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优秀的老师。这其中，Nejc无疑是最强壮的。去珠峰的时候，他已经非常有名，可以说，他就是为登山而是生的。1975年，他随南斯拉夫探险队登顶马卡鲁；1977年，我们一起登顶了隐峰（GⅠ），那也是我的第一座8000米。飘逸的长发——这在当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非常另类，放浪不羁的生活态度，处处体现出吉普塞人的风格，但他已经是当时国内最优秀的攀登者，对我来说，他就是一个神。我梦想能象他那样生活。

　　1973-1974冬季攀登季，作者和Nejc Zaplotnik在斯洛文尼亚尤利安阿尔卑斯山脉。那时Stremfelj17岁，ZaplotniK20岁。photo/Andrej Stremfelj

　　三年后Stremfelj和Zaplotnik一起登顶了8068米的GⅠ，西南山脊路线。Stremfelj的第一座8000米，此后的29年里，他又陆续攀登了八座8000米，其中包括了珠峰、道拉吉里、希夏邦玛和干城章嘉上的新路线。Zaplotnik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。

　　从攀登技术的角度讲，我和Nejc相差无几。但在高海拔地区，纯粹的技术并不能解决问题，最重要的是决断能力。记得在GⅠ的时候，我和Nejc尝试从6850米的C4营地以阿尔卑斯方式冲顶。那会儿我对高山攀登所知甚少——我甚至都没攀登过勃朗峰。另一方面，Nejc也对我在高海拔地区的适应能力一无所知，但登山运动就是这样，有时你得相信自己的直觉。Nejc觉得我可以做到，而我对他则是百分之百的信任，事实证明他是对的。

　　对于初访喜玛拉雅的新手来说，根本没有能力做到独立攀登。无论是在珠峰还是GⅠ，Nejc都承受了所有压力，做出了那些最关键的决定。如果他在珠峰上面告诉我时间已晚，那我肯定掉头就撤。他就是我们的领袖，没有他，我不可能登顶其中的任何一座。

　　珠峰之后，Nejc踏上了追求14座的路程。当时的我和他一样野心勃勃，都觉得自己巨牛逼——意外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。直到1983年他葬身于马纳斯鲁的雪崩，那一刻我的天塌了。从此我开始怀疑人生，虽然还在继续攀登，但却一度畏首畏尾，不停地想自己是否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去鉴别出潜藏的危险。